一九八九年，施明德遭囚禁已近二十五年。當時，他正以無限期絕食對抗威權，長期被隔離於三軍總醫院戒護病房。在這個連陽光都難以進入的空間裡，他從幾盆逐漸枯萎的植物寫起，完成了《囚室之春》。

這不是一篇單純描寫牢獄生活的散文，而是一位政治犯在肉身瀕臨極限之際，對生命、苦難、信仰與歷史所作的深沉凝視。囚室裡的楓樹、榕樹與鐵樹，因長期失去陽光而萎黃變形；施明德由此追問：為什麼連最耐旱、最堅韌的鐵樹都無法存活的地方，自己卻能熬過四分之一世紀？

植物的記憶，也將他帶回一九四七年的高雄。六歲的施明德，住在高雄火車站前，親眼看見軍隊掃射旅客，看見學生在機槍火力下前仆後繼，看見鄰人之子被刺殺、父親遭綑綁帶走，也一次次看見二二八受難者被押往「三角公園」，公開槍決。鮮血、腦漿與一顆落在鐵樹針葉上的眼珠，成為他終生無法抹去的記憶。

在二二八仍是臺灣政治禁忌、國家迫使人民沉默的年代，施明德第一次將童年目睹的大屠殺完整寫下。這不只是個人的創傷記憶，也是受難世代對威權歷史的證言；它揭示了國家暴力如何進入一個孩子的眼睛，又如何在其生命中埋下反抗不義、追求自由的種子。

然而，《囚室之春》並未停留於控訴。面對苦難，施明德寫下：「忍耐是不夠的，必須寬恕。」支撐他活下去的「光」，來自對上帝的虔敬、對真理的信服、對民主自由人權和平的信念，以及對臺灣人民終將拒絕非法統治的信心。

因此，所謂「囚室之春」，不是牢房真的迎來春天，而是人在最幽暗的處境中，依然守住尊嚴與內在之光。這是一篇二二八倖存者的歷史證詞，也是一位長期政治犯寫給未來的生命告白：「你不屬於今天，但一定會活在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