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美麗島軍法大審前夕，施明德身陷牢獄，是八名主要被告中唯一面臨死刑審判的人。當死亡不再是遙遠的威脅，而可能成為迫在眼前的判決，他在獄中寫下《施明德的政治遺囑》，並以此作為自己的最後答辯。

這不是一篇為求生而作的辯解，也不只是一名政治犯留給親人的訣別。站在生死交界，施明德將個人的命運置於臺灣歷史的長河之中，完整而毫無保留地剖白自己的內心：他為何反抗威權、為何追求民主，又為何願意以生命承擔信仰的代價。他所回答的，不只是軍事法庭加諸於他的罪名，更是一個必須交由歷史裁決的根本問題——人民追求自由、尊嚴及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究竟是不是一種罪？

尤其重要的是，早在一九八○年代初，當臺灣仍處於戒嚴與國際孤立的陰影之下，施明德的思考便已超越島內反對運動的範疇。他從國際政治與世界局勢的高度，審視臺灣的歷史位置、國家前途及其與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對於今日依然困擾臺灣的兩岸問題，他當時已提出縝密、完整而具有前瞻性的思考。他關切的不只是如何擺脫威權統治，更進一步追問：臺灣應如何在強權競逐之中確立自己的主體性，如何維護人民的自由選擇，又如何為兩岸尋求一條避免壓迫、衝突與戰爭的道路。

因此，《施明德的政治遺囑》既是最後答辯，也是政治告白；既是一名死刑被告的生命證言，也是臺灣民主運動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政治思想文本。它所呈現的施明德，不只是反抗威權的行動者，更是一位對臺灣國際處境、兩岸關係與未來秩序具有完整思考的政治思想者。

這份剖白，是寫給臺灣人民看的，也是寫給當權者看的；是寫給全世界人類看的，更是寫給尚未到來的世代與歷史看的。多年後重新閱讀，我們更能理解：這不僅是一顆拒絕屈服的心所留下的證詞，也是一位民主先行者在生命最危急的時刻，對臺灣未來所作的深沉思考與鄭重託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