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費多爾 先生 Mr. David Fedor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
Stephenson 政策研究員
大衛費多爾先生（David Fedor）畢業於史丹佛大學，擁有地球科學學士與碩士學位。現任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史蒂芬森政策研究員（Stephenson Policy Fellow），主要參與「喬治・舒茲能源政策工作小組」、以國家安全為導向的「全球政策與戰略倡議」，以及胡佛研究所與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聯合成立的「半導體與美臺安全工作小組」之研究計畫。
在政策智庫實務方面，費多爾先生曾於胡佛研究所任職於美國前國務卿舒茲（George P. Shultz）團隊近十年，亦曾服務於亞太經合會（APEC）位於東京的「亞太能源研究中心」，長期深耕印太區域的經濟與安全政策分析。
演講摘要
當前全球市場中，民主體制面臨的核心挑戰之一，在於該投入多少成本以獲得如關鍵生產要素、供應鏈及包括能源在內的基礎設施安全之保障。
臺灣如同諸多西方民主國家，其能源體系的建構，長久以來偏重是否為可負擔的低廉成本，而現行的能源轉型規劃亦多聚焦於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然而，當前地緣政治的危險程度與日俱增。在此背景下，臺灣有哪些政策選項能有效強化能源安全與供應穩定度？而在一個充滿活力、高度參與的民主體制下推動這些改革，又將面臨哪些特有的政治與社會挑戰？
演講文稿
韌性作為一種保險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攻占新加坡，切斷了美國取得天然橡膠這項關鍵物資的大部分管道，美國的天然橡膠供應幾近耗盡。這項弱點早在危機發生之前就已為人所知。決策者明白基本的選項：擴大儲備、培育國內的替代來源，或開發合成替代品。然而，在緊急狀況來臨之前，每一個選項看起來都昂貴或缺乏吸引力。當危機終於到來時，美國被迫在極大的時間壓力下，以龐大成本發展合成橡膠。
這個教訓不僅限於橡膠。韌性最困難之處，往往不在於辨識應該做什麼，而在於說服一個市場民主國家在需求變得迫切之前採取行動。韌性投資在平常時期可能顯得浪費，因為其價值只有在正常體系失靈時才會顯現。因此，核心的政策問題是：一個民主國家應為其關鍵投入、供應鏈與基礎設施的安全購買多少「保險」。
能源政策特別清楚地呈現了這個問題。舒茲（George Shultz）常將能源政策形容為立足於三隻腳：經濟、環境與安全。三者都很重要，但當體系承受壓力時，安全會最先成為限制條件。挑戰在於，安全與韌性難以衡量、也難以定價。因此，除非政治領導人能夠說明為何今天多付出的成本能降低明天更大的風險，否則市場民主國家往往對此投資不足。
臺灣的能源體系：優勢與結構性限制
臺灣與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有許多共同的能源優先事項。價格可負擔對產業競爭力至關重要。氣候與環境目標日益受到重視，在年輕世代中尤其如此。與此同時，能源安全是一項格外嚴肅的課題，因為臺灣的自產燃料資源極為有限。截至2025年，進口能源約占能源總消費的97%。
高度依賴進口本身在東亞並非獨有。日本、南韓與新加坡同樣高度仰賴進口能源。然而，臺灣面臨額外的限制。其能源部門歷來以國營事業為中心，這些事業在發電、輸電、配電、燃料供應與零售等環節扮演重要角色。此一結構支撐了可靠且成本相對低廉的服務，但也可能使重大的制度與投資轉型難以推動。
臺灣的地理條件造成進一步的限制。有限的土地面積與高人口密度，限制了陸域風電與地面型太陽光電的大規模建置，而這在較大的經濟體中是可行的。離岸風電與屋頂型太陽光電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開發一般而言更為複雜、成本也更高。核能發電在政治上亦具爭議，其退場時間早於其技術運轉年限原本可能容許的時程。
這些限制不應掩蓋這套體系的優勢。臺灣在艱困的自然環境中，維持了專業管理的能源基礎設施。台電、台灣中油、經濟部及其能源署等機構，持續擴充燃料儲存、開發新的燃氣發電，並隨情勢變化調整法規。近期離岸風電規則與在地化要求的修訂，也展現了務實調整政策的能力。
擴大能源選項
核心的隱憂在於，從工程與韌性的角度來看，臺灣的能源選擇已變得過於受限。質疑個別技術或計畫有其充分理由，也沒有簡單的解方。但一般而言，當決策者保留較廣泛的技術選項，而非過早縮限體系時，韌性便會提升。
因此，多元化是首要原則。其他地區的電力系統模型顯示，當一個系統必須同時滿足多項目標——成本、排放、可靠性與安全——時，較廣泛的技術組合可以降低整體成本並提升彈性。對臺灣而言，這意味著應盡可能保留所有可行的選項。
依我個人的看法，這包括重新考慮核能。核能在臺灣的政治意涵已隨時間改變。過去，有些人將它與威權治理聯想在一起；如今，它也可以被理解為民主體制內潛在的韌性來源。美國對核能重新燃起的興趣，也為未來美臺在此領域的合作創造了機會。
燃料基礎設施同樣重要。臺灣需要更大的液化天然氣（LNG）進口能力與更多的儲存容量。地下儲氣等選項值得更認真的評估，包括利用鐵砧山等已枯竭氣田的可能性，以及使此類儲存得以發揮效用所需的管線與配送投資。困難的問題在於：如何為那些價值部分在於緊急時可供使用、而非每天產生收益的資產籌措資金。
民主治理與建設的政治
最困難的能源安全問題，歸根究柢是政治問題，而非技術問題。臺灣必須透過——而非繞過——一個健全的參與式民主來強化韌性。這使公眾正當性不可或缺；但參與不能意味著讓每一個小團體對服務更廣大公共需求的基礎設施擁有實質否決權。如果民主體制在結構上變得無法建設，威權體制將因此取得重要優勢。
任務在於納入真實的地方關切，同時保有為公共利益作出長期決策的能力。這需要能夠清楚說明取捨的政治領導。在受到境外資訊操弄與國內不信任所形塑的環境中，政府可能傾向向公民保證一切盡在掌握。然而，這種做法會使政府日後更難解釋為何需要增建基礎設施、承擔更高成本或讓地方承受負擔。
臺灣已經證明，民主社會的公眾能夠適應艱難的安全現實。過去十年間，隨著國家重新檢討武器採購、兵力結構與兵役制度，關於國防的公共辯論已經轉變。能源安全如今也需要類似的公共教育過程：更清楚地說明弱點所在、更明確地討論取捨，並對更高的韌性將付出何種代價建立共識。
為突發狀況預作規劃
一個務實的步驟，是在臺灣的淨零策略之外，同步制定一份明確的能源安全計畫。問題不在於是否應放棄氣候政策，而在於一套以安全與韌性為核心設計的體系會是什麼樣貌，以及其優先順序會在哪些方面與現行路徑不同。
日本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模式。決策者不必只依賴單一的能源路徑，而可以事先說明國家將在何種條件下從首選方案轉向應變方案。事先設定績效門檻，可使調整更具可預測性，並讓公眾在危機發生之前，更清楚地理解其中的取捨。
臺灣也可以考慮設立能源韌性專屬預算，比照國防及更廣泛國家安全的特別預算。這樣的機制將使人們看見：韌性是一種公共財，其成本可能無法單憑一般商業標準來衡量是否合理。重點在於將能源基礎設施視為國家韌性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公用事業部門的投資。
能源安全與臺灣的戰略重要性
這些問題的意義超越臺灣本身。臺灣的能源安全與美國及其他先進民主國家的經濟與國家安全利益日益緊密相連。臺灣在半導體與人工智慧供應鏈中的角色，意味著臺灣能源體系一旦中斷，其後果將遠遠超出臺灣的疆界。
這種相互依存既帶來機會，也帶來責任。臺灣的夥伴有充分理由支持臺灣提升能源韌性，但相關選擇終究必須經由臺灣的民主制度作成。臺灣必須決定願意支持哪些技術、基礎設施投資與應變措施——以及準備為此付出多少代價。
核心的教訓與戰時橡膠短缺所揭示的相同：在緊急狀況發生之前購買韌性，成本最低、成效最佳。臺灣擁有可觀的制度能力、技術專業與公眾意識，可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如今的挑戰在於擴大選項範圍、誠實說明其成本，並在情勢剝奪選擇的餘地之前，完成必要的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