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井清輝 教授 Prof. Kiyo Tsutsui
史丹佛大學高橋日本研究講座教授、社會學教授
Freeman Spogli 國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Walter H. Shorenstein 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暨日本研究計畫主任
筒井清輝（Kiyoteru Tsutsui）現任史丹佛大學日本研究講座教授、社會學系教授，兼任蕭倫斯坦亞太研究中心（APARC）主任、日本研究計畫主任及人權與國際正義中心共同主任。 其研究專精於人權全球化及其對在地政治的衝擊，論文廣見於 APSR、ASR、AJS 等頂尖社會科學期刊。
其代表作《權利即力量》（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榮獲美國社會學會三大專書獎項；日語專著《人權與國家》（岩波書店，2022）亦摘下第 43 屆石橋湛山獎與第 44 屆三得利學藝獎。
演講摘要
全國性選舉頻率的多寡會帶來何種政治後果？比較政治分析顯示，全國性選舉越頻繁的國家，往往伴隨著較低的投票率，然而選舉次數對政治分歧的具體影響仍未有定論。
在檢視國際實證數據後發現，日本在不含公民投票的全國性選舉頻率上位列全球前茅。本研究深入剖析日本如何發展出獨特的政治體制：這套體系一方面賦予選民宣洩不滿的管道，使這股反抗力量被巧妙收編，另一方面卻也反向催生了選民對政治的冷漠與疏離。
演講文稿
引言：一個關於民主穩定的謎題
能在一個承續施明德先生遺產的機構發表演說，深感榮幸。我的發言自然延續了關於民主韌性的整體討論。我同樣憂心民主在世界許多地方正承受重大壓力。與此同時，若以更長遠的歷史視角觀察，民主制度仍保有重要的防護機制與韌性能力。
在此背景下，我想聚焦於一個較為具體的問題：全國性選舉舉行得多或少，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後果？比較研究長期以來探討選舉制度、政黨競爭與投票率，但全國性選舉本身的頻率值得更多關注。較頻繁地舉行選舉，是否會因一再動員黨派衝突而加劇政治分歧？抑或頻繁的選舉能為政府創造機會，在民怨演變得更具破壞性之前加以傾聽與回應？而當公民被要求一次又一次地投票時，又會發生什麼事？
日本是探討這些問題的有用案例。日本舉行全國性選舉的頻率異常之高，卻大致避免了其他若干民主國家所見的激烈民粹極化。與此同時，日本的投票率往往不高，政治參與也顯得沉寂。這種相對的政治穩定與選民冷感並存的組合，引出一個重要問題：選舉頻率可能如何形塑民主政治。
日本民主為何顯得穩定
今天，日本常被描述為一個相對穩定的民主國家。對於記得過去關於日本民主品質之辯論的人而言，這樣的描述相當引人注目。自由民主黨（自民黨）在戰後大部分時期執政，僅有短暫中斷。政治變遷往往是漸進而非劇烈的，批評者也長期指出女性與少數群體——包括愛努人以及在日韓國人與韓裔日本公民——在政治代表性上的不足。
然而，近年來日本之所以引人注目，也在於它大致未曾經歷某些事。它並未出現如美國或南韓等國那種程度的民粹動盪或破壞性政治極化。這使日本成為思考哪些制度與社會條件可能抑制政治分歧的有趣案例。
若干常見的解釋雖然合理，卻並不完整。日本的經濟不平等低於部分國家，但並非特別低。大規模移民有限，這可能降低了在其他地方助長民粹主義的那類文化衝突的顯著性。傳統的社會與家庭規範也相對穩固。日本並未嵌入類似歐盟的超國家政治結構，而歐盟有時會成為以主權為訴求之政治動員的焦點。然而，上述因素都無法完全解釋政治極化為何能保持相對受控。
社群媒體使情況更加複雜。日本公民大量使用Twitter／X等平台，日本也並未隔絕於關於文化威脅、主權或政治不滿的網路敘事。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些動態並未產生其他若干民主國家所見的那種程度激烈的民粹論述。這促使我更仔細地檢視日本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選舉的頻率。
日本頻繁的全國性選舉
日本結合了比例代表制與單一選區制，但其政治體制一項特別值得注意的特徵，就是全國性選舉的舉行頻率之高。在過去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日本舉行了十九次全國性選舉——平均每兩年超過一次。此一數字指的是選出國會議員的選舉，不包括公民投票，也未計入自民黨的黨內總裁選舉，而後者又提供了另一層政治競爭。
在更長的戰後時期中，日本的全國性選舉次數在國際上名列前茅。原因之一在於制度：眾議院可以被解散，使首相得以提前舉行大選。因此，與採固定選舉週期的體制相比，日本眾議院選舉的時間較難預測。
頻繁的選舉使政治人物一再與選民接觸。尤其是自民黨的政治人物，已發展出傾聽選民、回應新興關切的強烈誘因與組織能力。這些關切往往平凡卻具有政治影響力：托育不足、食品價格或供應、社會服務、地方經濟狀況，以及其他影響日常生活的問題。在野黨或許率先提出這些關切，但自民黨往往會以提出或採納自己的政策措施作為回應。
這顯示出一種可能的機制：選舉可以發揮某種洩壓閥的作用。選舉提供反覆出現的機會，讓選民表達不滿，也讓執政的政治人物在民怨累積成對政治體制更根本的否定之前作出回應。在日本，這個過程可能有助於維持自民黨的優勢地位，同時抑制更廣泛的政治異議。
選舉作為洩壓閥——以及冷感的來源
洩壓閥的功能也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何高度分裂性的價值衝突在日本選舉政治中歷來扮演較有限的角色。皇位繼承或同性婚姻等議題當然可能引發爭議，正如墮胎、槍枝管制與移民在其他民主國家已成為高度極化的議題。但在日本，選舉競爭往往仍以較為切身的經濟與社會關切為中心。
我的論點並不是頻繁的選舉能消除歧見，而是頻繁的選舉回應機會，可能降低人們對日常治理的不滿與更廣泛、以身分認同為基礎的政治衝突相互融合的可能性。藉由在實際問題浮現時加以處理，執政黨或許能夠避免更根本的分歧成為選舉競爭的核心組織原則。
然而，這種模式也有另一面。頻繁的選舉也可能造成選民疲乏。如果下一場選舉總是近在眼前，公民可能會認為任何一場選舉都沒那麼重要。一位對某場選舉的議題不甚在意的選民，可能乾脆決定下次再投票。因此，反覆出現的選舉機會可能降低棄權的感知成本，同時削弱參與某場特定選舉的迫切感。
在這個意義上，同一種讓公民有許多機會表達不滿的制度模式，也可能助長政治冷感。穩定與冷漠可以並存。
跨國模式
為檢視日本案例是否反映更廣泛的模式，我開始查閱各國全國性選舉次數的跨國資料（不含公民投票）。在我所檢視的資料中，二十一世紀以來以捷克的次數最多，日本則名列前茅，與匈牙利並列。若以1945年以後的整個時期計算，日本舉行的全國性選舉次數是資料集中所有國家之冠。
選舉頻率與政治極化之間的關係並不單純。在完整的跨國樣本中，兩者的關聯微弱且不具統計顯著性；若要說有什麼差異，選舉較多的國家似乎還略微較不極化。然而，當分析僅限於民主國家時，模式便有所改變。在某些模型設定中，尤其是針對二十一世紀的部分，較頻繁的選舉與較高程度的政治極化相關。這種可能性與政治學的一項標準預期相符：選舉會激發政治辯論、動員相互競爭的陣營，並可能加深分歧。
然而，在自由民主國家——即政治自由、法治及其他制度保障較為穩固的國家——之中，兩者的關係基本上是平的。無論時期始自1945年或限於二十一世紀，在這一群國家中，頻繁的全國性選舉並未明顯導致更高程度的極化。這些結果屬於初步發現，不應被視為已確立的因果結論。選舉頻率對政治分歧的影響仍不明確，且很可能受到其他制度、社會與政治因素的形塑。
選舉頻率與投票率之間的關係則較為清楚。從比較資料來看，全國性選舉較多的國家，其後續全國性選舉的投票率往往較低。此一模式同時見於戰後資料與二十一世紀資料，且在分析僅限於民主國家時依然可見。投票率當然不是衡量政治冷感的完美指標，但此一關係的一致性顯示，頻繁的選舉可能造成選民疲乏與選舉參與率下降。
對日本的意涵
日本說明了這兩種效果可能如何同時運作。頻繁的選舉讓選民一再有機會表達不滿，也讓政黨一再有誘因作出回應。實際上，這有助於自民黨處理日常的經濟與社會關切、維持其選舉優勢，並使在野黨難以整合成一個持久的執政替代選項。
與此同時，這套體制可能降低了廣泛參與選舉的誘因。自民黨及其盟友歷來仰賴有組織的支持群體與利益團體，以動員穩定可靠的選票。當核心支持者持續投票，而較不堅定或游離的選民較不規律地參與時，整體投票率偏低並不必然會動搖執政黨的地位。事實上，這可能強化一種均衡：即使許多公民的參與度降低，政治競爭仍保持相對穩定。
這並不表示日本對政治分歧具有免疫力。皇位繼承等議題可能變得高度具爭議性，而社群媒體也為錯誤資訊與假訊息加劇這些爭議創造了機會。外部行為者亦可能試圖利用這些分歧。問題在於，日本既有的頻繁選舉回饋模式能否繼續抑制這些緊張，抑或新的政治溝通與動員形式將削弱此一穩定作用。
結論
初步的比較證據顯示，頻繁的全國性選舉與較低的投票率之間存在相對明確的關係。較多的選舉似乎會造成選民疲乏與政治冷感。然而，對政治分歧的影響則遠不確定。依所檢視的國家與時期不同，兩者的關聯可能有所變化，而在自由民主國家之中，這種關聯甚至可能完全消失。
日本為理解這種模糊性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機制。頻繁的選舉可能使政治人物一再面對民眾的不滿，並促使他們在實際的民怨發展為更深層的政治異議之前作出回應。在這個意義上，選舉可以發揮洩壓閥的作用。但同樣的頻率也可能使每一場選舉顯得較不重要，從而降低參與並助長冷漠。
更廣泛的意涵是，評估選舉頻率時，不應只看公民獲得多少次投票機會。我們也應追問：反覆的選舉如何重塑政黨的誘因、政府的回應能力、分裂性議題的顯著性，以及公民參與的意願。日本顯示，一套體制可以同時在選舉上活躍、在政治上穩定，卻又相對冷感。理解這種組合，或許有助於我們更適切地評估當代民主的韌性與侷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