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雅門 教授 Prof. Larry Diamond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 William L. Clayton 資深研究員
Freeman Spogli 國際研究所全球民主研究資深研究員
戴雅門教授現任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並兼任政治學與社會學系禮聘教授。他自 1995 年起定期訪臺，長期與詹姆斯・埃利斯海軍上將共同主持「印太地區臺灣研究專案」，並合編多部臺灣專書。 戴雅門教授為享譽國際的比較政治與民主轉型權威，專研全球民主趨勢、治理困境與防衛機制。
他著有《妖風》、《民主的精神》及《民主的發展與鞏固》等 7 部開創性專著，並主編或合編 55 部學術書籍。在學術治理與智庫服務方面，他曾任國際頂尖期刊《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創刊主編長達 32 年，並曾執掌史丹佛大學「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CDDRL）。
演講摘要
自 2006 年起，全球開始陷入一場持續二十年的「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並逐步演變為「第三波威權主義逆流」（third reverse wave of authoritarianism）。在此期間，全球各區域的自由度普遍下降，許多極具影響力的民主國家亦歷經了「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甚至淪入某種形式的威權統治。
當前民主惡化最常見的模式，主要體現在政治極化的加劇，以及非自由主義民粹領袖與政黨的興起；此類勢力在掌握政權之後，往往藉機削弱對行政權的制衡機制，進而侵蝕公民自由與法治根基。這股趨勢不僅衝擊了主要的新興民主國家，亦波及美國等先進民主體系。
本報告梳理此一發展趨勢，探析其生成肇因，並提出遏阻威權逆流、重啟民主動能的具體策略。面對民主倒退的國家，其政黨與公民社會力量必須整合政治策略並締結聯盟，以抵禦民粹威權主義的侵蝕；同時，歐美及東亞等實力雄厚的民主陣營，亦須以嶄新的戰略倡議、堅定的自信與決心，全力遏止全球權力天平持續向中俄等專制政體傾斜。
演講文稿
今天能在此發言，深感榮幸。我與臺灣的淵源可追溯至數十年前。1990年代我旅居臺灣研究臺灣的民主化，有幸訪問施明德先生。當時令我印象深刻的，以及日後我對他的生平了解愈多而愈加感佩的，是他對民主原則非凡的堅持。
施明德早年大半歲月身為政治犯，但他走出這段經歷時，並未讓怨恨或報復主導他的政治。在其後的生涯中——無論身為立法委員、民主進步黨領導人，或是政治問責的倡議者——他一再證明民主原則必須凌駕於黨派忠誠之上。他在2006年反貪腐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能說明這一點：即使問責意味著挑戰出身自己政治陣營的總統，他仍願意提出要求。
這份遺產與本次演講的主題直接相關。若缺乏問責、透明、法治，以及即使在政治上不利時仍願意捍衛民主原則的決心，民主便無以為繼。
全球民主衰退
大約二十年來，世界正經歷我所稱的「全球民主衰退」。然而今天，「衰退」一詞或許已不足以形容現況。我們所目睹的是更嚴重的情勢：一股威權浪潮，其特徵是非自由主義民粹的興起、民主制度的侵蝕，以及對政治與公民自由日益加劇的攻擊。
這個時期有幾項廣泛的趨勢。
第一，民主與政治自由在全球範圍內衰退。自2006年前後起，可合理歸類為選舉民主國家的比例下降，許多地區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亦持續惡化。
第二，法治已遭削弱。民主衰退並不限於全球南方或相對年輕的民主國家。成熟民主國家同樣出現嚴重的制度退化，美國亦不例外。
第三，當代最具影響的民主倒退形式，是非自由主義、乃至最終走向威權的民粹主義之興起。在許多國家，領導人經由選舉取得權力，再利用此一民主授權削弱那些使民主具有實質意義的制度性約束。
第四，政治極化與不寬容日益加劇。社群媒體放大了這些分歧，形成一種環境，使假訊息、怨恨與基於身分的敵意得以迅速且大規模地流傳。
第五，民主體制日益面臨強大威權國家的外部干預。中國與俄羅斯已發展出一系列影響力行動、金融與政治介入、資訊操弄，以及其他形式的「銳實力」。臺灣所承受的這類壓力尤其強烈，主要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最後，美國國內的民主退化具有更廣泛的國際後果。由於美國在歷史上一直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民主國家之一，其自身民主規範的弱化不僅影響美國政治，也影響全球民主與威權之間更大範圍的均勢。
民主衰退的證據
長期的歷史軌跡令人矚目。1974年第三波民主化開始之際，人口逾百萬的國家中，僅約四分之一可合理歸類為選舉民主國家。至1990年代初期，此一比例已超過50%，並在2006年前後達到約56%的高點。
臺灣在這波全球民主擴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標誌著一場卓越民主轉型的完成；這場轉型是由公民社會、政治反對力量，以及世世代代抵抗威權統治的公民共同努力所締造。2000年總統權力的和平轉移，更進一步證明了這場轉型的深度。
然而，大約在2006年至2007年間，全球趨勢開始逆轉。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資料清楚呈現了這項變化。從冷戰結束到2000年代中期的大多數年份，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獲得改善的國家，明顯多於出現退步的國家。自2006年及2007年起，此一模式發生逆轉。近二十年來，自由程度下降的國家多於改善的國家。
這種退化發生於各個區域。拉丁美洲、中東歐、非洲以及亞洲部分地區，都承受了顯著的民主壓力。有些民主國家展現出相當的韌性，另一些則穩定地朝向更受限制的政治體制發展。
美國本身在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各項指標上也出現顯著下滑。這種退化格外具有影響，因為一個主要成熟民主國家的民主侵蝕，挑戰了「民主一旦鞏固便不可逆轉」的假設。
臺灣則呈現截然不同的圖像。儘管政治極化嚴重，且持續承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透過資訊作戰與灰色地帶活動所施加的壓力，臺灣仍是一個極為穩健而富有韌性的民主國家。臺灣的經驗證明，民主制度即使在相當大的內外壓力下，仍能屹立不搖。
威權民粹模式
當代的民主倒退是如何發生的？
主要模式已不再是傳統的軍事政變。許多民主國家是被民選領導人逐步侵蝕的——這些領導人起初在民主制度內運作，其後再削弱對行政權的約束。
委內瑞拉的查維茲（Hugo Chávez）、土耳其的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ğan）、印度的莫迪（Narendra Modi），以及薩爾瓦多的布格磊（Nayib Bukele）等領導人的政治生涯，呈現了此一更廣泛現象的不同版本。
儘管各國國情不同，威權民粹主義往往具有若干共同特徵。
第一是反菁英主義。民粹領導人宣稱，既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知識菁英背叛了一般公民，並以傲慢或輕蔑的態度治理。
這類不滿不能輕易否定。經濟不平等、社會排除與菁英脫節，在許多民主國家都是真實存在的問題。危險在於，正當的不滿被轉化為一套全面性的敘事，將幾乎所有制度都描繪為腐敗且不具正當性。
因此，第二項特徵是反制度主義。法院、立法機關、大學、獨立媒體、專業文官體系與公民社會組織，不再被視為民主多元主義的必要組成，而被描繪成阻撓「人民」意志的障礙。
第三，威權民粹主義高度個人化。政治權威日益集中於一位宣稱具有拯救國家之非凡能力的領導人。川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所說的「唯有我能解決」（I alone can fix it），正體現了這種個人化政治的邏輯。一旦領導人將自己塑造為唯一能拯救國家的人，制度性約束便很容易被描繪為不正當的干擾。
第四，選舉日益被視為一種公民投票式的信任表決，而非更廣泛的憲政民主中的一個環節。贏得選舉後，領導人宣稱擁有不受限制的民意授權，制衡機制隨之被描繪為落實多數意志的障礙。
第五，威權民粹主義者以「敵人」來建構政治。這些敵人可能是國內的政治對手、少數群體、移民、記者、知識分子或外國勢力。政治歧見被轉化為「真正的國族」與所謂不忠或危險的「外人」之間的鬥爭。
最後，這種政治形式往往伴隨著仇外心理，以及對自由國際主義的敵視。移民問題在許多先進民主國家已成為特別有力的議題。高齡化社會在經濟與人口結構上可能日益依賴移民，而公民同時要求國家能有效管控邊境。當民主政黨未能兼顧這項挑戰的兩個面向時，威權民粹主義者便能利用由此產生的挫折感。
獨裁者的劇本
威權民粹主義者一旦掌權，其行為往往依循一套可辨識的模式。我稱之為「獨裁者十二步驟計畫」。
這並非固定的順序，也不需要領導人之間有意識的協調。其邏輯是從集中並保有政治權力這一目標中自然衍生的。
第一步是剝奪反對派的正當性。政治對手不再只是被描述為判斷錯誤或能力不足，而是被描繪為腐敗、不忠，或根本被排除在正當的政治共同體之外。
下一個目標是獨立媒體。批判性新聞被貼上「假新聞」的標籤，持批評立場的媒體機構在經濟或法律上受到施壓，公共廣播亦可能被納入政治控制。
司法是另一個關鍵目標。尋求不受約束之行政權的政府，會試圖削弱司法獨立、改變法院的組成，或使負責追訴與執法的機關政治化。一旦這些機關遭到俘獲，法律體系便不再能約束行政權，反而可能成為對付政治對手的工具。
公民社會同樣是早期且重要的目標。人權組織、獨立智庫、公民團體與倡議網絡，能夠約束威權行為並動員抵抗。因此，政府會限制其資金來源、施以稅務或法規上的壓力，並將政治批評入罪化或以其他方式加以箝制。
獨立媒體可能遭到關閉、被迫在財務困境中出售，或轉手給政治立場相近的業主。企業界也可能受到壓力。企業會體認到，能否接觸政府、獲得有利的法規，甚至能否在經濟上生存，可能取決於是否支持執政黨並與反對派保持距離。
其累積效果，是削弱一切獨立的政治、經濟與資訊權力來源。
最後也最危險的階段，是干預選舉行政本身。一旦現任政府掌控了辦理選舉的機制，競爭性民主與威權統治之間的界線便愈來愈難以維持。
臺灣的經驗在此具有啟發意義。人們對臺灣民主體制之信心的一項重要來源，是中央選舉委員會的獨立性與公信力。獨立的選舉行政是民主正當性的關鍵基礎，儘管其重要性有時未獲充分重視。
民主衰退為何加速
這種退化為何會發生？
答案並非單一，而是數項發展交會的結果。
其一是資訊環境的轉變。全球民主衰退與社群媒體的爆炸性成長同時發生。數位平台深刻改變了政治溝通，一方面使人們得以前所未有地取得資訊，另一方面也助長了假訊息、極化、操弄，以及對公共領域完整性的攻擊。
經濟衝擊同樣有其影響。2007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損害了大眾對經濟與政治菁英的信任。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削弱了國際間推廣民主的公信力，並促成了從積極推動民主之外交政策的全面退卻。
與此同時，科技變遷與全球化在創造可觀繁榮的同時，也加劇了不平等與經濟不安全感。在美國、歐洲、臺灣、南韓及其他先進經濟體，科技轉型所帶來的分配後果已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
若民主體制未能創造包容性的經濟成長，便會為民粹動員提供沃土。那些經歷就業機會減少、公共服務弱化或長期經濟不安的社群，可能更容易接受「既有菁英已拋棄他們」的說法。
民粹政黨隨後將這些經濟不滿與關於移民、文化變遷、國族認同或菁英背叛的敘事相連結。
適當的民主回應，不是擁抱仇外或歧視性的敘事，而是正視其背後的挫折感，並制定能夠回應這些挫折的政策。
民主所依賴的不僅是憲政規則，也是施政績效。民主政府必須持續回應公民的實質關切，同時維護個人權利、制度性約束與政治多元。
民主國家如何反擊
威權浪潮雖然嚴峻，但並非不可逆轉。
近來抵抗威權民粹主義的努力，顯示出幾項重要策略。
第一是建立政治聯盟。威權民粹主義者在高度極化的環境中如魚得水。因此，民主的反對力量必須跨越意識形態與黨派的分歧，而非複製這些分歧。
土耳其反對派的選戰經驗說明了這項原則。與伊斯坦堡市長伊瑪莫魯（Ekrem İmamoğlu）相關的選戰，強調廣泛的政治包容，支持者稱之為「激進之愛」（radical love）的政治。反對派人士並未只在狹隘的黨派選民中競爭，而是致力於建構更廣泛的民主陣線。
這是一項核心教訓：當民主本身面臨危險時，政黨與公民社會組織必須有能力跨越傳統意識形態的界線進行合作。
第二，民主力量需要更多的謙遜。既有的自由派與民主菁英必須願意承認自身的失敗，包括有時未能傾聽在經濟上或文化上被邊緣化的社群。捍衛民主，不能意味著不加批判地捍衛每一項既有的制度或政策。
第三，反對運動需要正面、以議題為導向的選戰。僅僅警告選民威權主義的危險是不夠的。民主運動必須在經濟機會、公共服務、社會安全、治理與國家發展等方面，提出可信的替代方案。
第四，民主派不應將愛國主義拱手讓給威權民粹主義者。民粹領導人經常挪用國家的象徵，並將自己塑造為國族認同的唯一代表。民主力量可以用另一種愛國主義的概念來回應：一種植根於憲政原則、平等公民身分、民主制度，以及不帶仇外色彩之國家團結的公民愛國主義。
這項區別至關重要。自由民主並不要求公民拒斥國族認同；它要求的是國族認同必須與多元主義、政治平等及少數群體的權利相容。
最後，這項挑戰既是國內的，也是國際的。
隨著中國與俄羅斯等威權國家的能力日增、作風日益強勢，全球權力平衡已經改變。它們已發展出經濟、政治、資訊與科技等工具，足以在其國境之外削弱民主體制。
因此，歐洲、北美與東亞的成熟民主國家需要更多的信心、協調與決心。民主韌性需要各方在以下方面合作：保護資訊環境、支持獨立媒體與公民社會、捍衛選舉的公正性、強化法治，以及抵禦外部脅迫與威權影響。
民主無法僅憑國內制度或國際聯盟來捍衛，兩者缺一不可。
結論
世界已從民主衰退，走向日益近似第三波威權回潮的局面。
這波衰退的核心機制往往是威權民粹主義：領導人經由選舉取得權力，利用極化與民怨，剝奪政治反對派的正當性，再有系統地削弱能夠約束行政權的制度。
但這條軌跡並非命定。
當政黨克服分裂、公民社會保持動員、民主領導人回應真實的社會與經濟不滿、反對運動建立廣泛聯盟，且公民重新找回一種植根於民主價值而非排斥他者的愛國主義時，民主衰退便能夠扭轉。
在國際層面，成熟民主國家也必須認識到，民主與威權兩種模式之間的全球競爭，已再度成為世界政治的核心特徵。它們需要以更堅定的決心捍衛民主制度，同時證明民主仍能提供負責任的政府、包容性的繁榮與政治尊嚴。
臺灣——以及施明德這樣的人物——給我們的教訓是：民主歸根究柢所依賴的不只是選舉。它依賴原則、問責、制度的完整，以及公民與政治領導人即使必須付出政治代價，仍願意捍衛民主規則的意志。
唯有如此，當前的威權浪潮才能被遏止，民主的動能才能重新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