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煎熬

2008 年 11 月 28 日，台北地方法院，紅衫軍大審終結辯論庭。

被告席上坐著十六個人，包括總指揮施明德。庭上還有一個人不是被告——依刑事訴訟法，被告的配偶得向法院陳明擔任「輔佐人」到庭。那個位置屬於陳嘉君。

那天早上，她主動向丈夫提出：我要上法庭說話。

她要說的話不是法律論證。開場是一個問題：今天站在庭上的這個「首謀」，他是一個怎麼樣子的人？

16 歲的時候，他跟母親說，家裡有五個兄弟，少一個沒有關係，他決定要去報考軍校，以武力推翻蔣家獨裁政權。……他為台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坐牢前後共 25 年又 4 個月；為了民進黨推動總統直選，在 1997 年坐牢 40 幾天。

他一輩子，沒有做過任何一份為推動社會公義以外的其他工作。

而今天，他為了兩年前反對陳水扁總統一家的貪腐，坐在這裡接受審判。

接著她說出要求發言的真正理由。她無法回答孩子的一個簡單問題：爸爸做錯了什麼事，要面對審判，要接受處罰？

反貪腐有錯嗎？表達理念有錯嗎？見義勇為有錯嗎？

我無言以對…

而那份「煎熬」不是修辭。它有具體的法律內容。

施明德已經不只一次公開表示：只要一審判決有罪，他將放棄上訴，也不會繳易科罰金。他要如同 1997 年那次一樣，直接走進監獄，為自己的主張付出代價。

辯護律師李念祖提醒她一件事：作為被告的配偶，她在法律上有獨立提起上訴的權利。

也就是說，如果判決有罪，她可以違背丈夫的意志，替他上訴，把他從牢裡拉回來。要不要行使這個權利，是她一個人的決定。

兒女私情，或歷史高度。

她在庭上沒有給出答案。她只說：

如果我們永遠「依法行事」，而不「見義勇為」，我想，這個世界將永遠處於停頓的狀況，也許今天我們都還在獨裁統治中。……我相信，法官不應該是依法行事的機器，他應該是正義的化身，公理的象徵。

三個月後，2009 年 2 月 20 日，他坐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前，靜候判決。

當天下午，台北地方法院宣判：十六人全部無罪。判決認為，凱道集會雖未經許可，確實造成民眾些許不便，但訴求獲得廣泛迴響，警方已充分掌控狀況，未發生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兩相權衡，那些不便仍在民主社會人民可以忍受的範圍內，國家應予尊重。判決並指出，警方一小時內連續四次舉牌命令解散，違反比例原則。

檢察官提起上訴，高等法院駁回，全案定讞。

八年後，同一位審判長在另一個案子裡援引同樣的邏輯，判決三一八佔領立法院一審無罪。

那場煎熬最終沒有降臨。她不必在兒女私情與歷史高度之間做選擇。

一場運動的代價，從來不是只由站在台上的那個人承擔。而這份陳述之所以值得保存，不是因為它感人——是因為它在一部戒嚴時期留下的法律面前，提出了一個法律當時答不出、後來卻不得不回答的問題。